海外华语作家张翎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新作。故事开端于一个采茶日。日军空袭，留给美丽的茶园一个惊心的弹坑。母亲惨死，阿燕孤零零地留在这个凶险的世界。中美合作训练营的成立，让两个美国人走进了阿燕的生活，一个是行医的牧师，一个是训练营的教官。而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的入营，使得阿燕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更为复杂。牧师收留她并教会她行医，她就是凭借这个技艺，度过艰难的日子，并在最危急的时候，为刘兆虎撑起一个遮蔽风雨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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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和绰号多不胜数。几乎每认识一拨人，我都会得到一个新名号。

根据那张辛辛那提好撒玛利亚人医院签署的出生证明，我的名字是威廉·爱德华·塞巴斯蒂安·德·瓦耶-麦克米兰。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我有两个中间名——爱德华是我父亲的名字，塞巴斯蒂安是我祖父的名字。我的姓是个复合姓，由两部分组成，德·瓦耶是我母亲娘家的姓，而麦克米兰是我父亲的姓。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像我母亲那样结了婚之后依旧在夫姓之前保留了娘家姓氏的女人并不多。我母亲的祖先来自法国，是个望族，据说被那个“在我之后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封过一个连她自己也已经说不清楚了的爵位。我母亲的家族与欧洲的渊源已经很淡薄，事实上，她对中文的精通程度远胜过法文，娘家姓氏大概是她带进这桩婚姻的唯一一件嫁妆。天辰平台登录

这个全名我一生只使用过三次，一次是在出生证明上，一次是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入学申请表上，还有一次是在结婚证书上。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人用这样长的名字叫过我。即使是在八岁那年我偷了街角便利店的一小盒甘蔗糖，被店主告到家里，我父亲把我叫到他的书桌前——那是通常我听训的地方，他也只喊我“威廉·德·瓦耶-麦克米兰”——那已经是他表达愤怒的极致形式了。我私下里试过，如果把我的全名不吃掉一个音节地念完，中间至少需要换两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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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和美国的同学朋友都叫我比利(Billy)，我母亲则只用比利的首字母B称呼我。我时常感觉我母亲——一个需要照顾生病的丈夫和五个子女的家庭主妇，身上具备了一个数学家的天赋，她总能把生活中许许多多数学题一样复杂繁琐的细节，一口气简化到根。

比利这个名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时不时会出现前缀和注解。比如我在中学读书时，同学给我的外号是“瘦子比利”（Billy The Bones）。当时我身高已达五英尺八英寸，算得上是个高个子，体重却只有一百二十八磅。我做梦都想达到一百五十磅——那是校篮球队员的最低录取门槛，可是一直到毕业，我都只能坐在场外的长板凳上，替场内的队员们摇旗呐喊。现在你们应该理解了，为什么在月湖那块草草地平整出来的篮球场上，我极少错过任何一场球赛；而你们，则送给我一个绰号叫“篮球比利”（Basketball Billy),以和美国教官中的另一个比利相区分。我在月湖表现出来的对篮球的痴迷，只不过是在圆一个少年时代的梦而已。天辰平台登录

在我二十五岁那年，当我准备启程去中国的时候，我父母给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麦卫理——是从我的姓和名中各取了一个谐音。我是一个传教士，在我的教会里，我的会众管我叫麦牧师。但是附近村子里的老乡，就远没那么客气恭敬了。每周三到教会门口领赈济粥的那群人，管我叫“粥老儿”，尽管按美国标准我那时甚至还算不上中年人。而到我这里看病拿药的人，当面叫我麦先生，背地里给我的雅号是“番医”。领粥和拿药的人，总是远远多过做礼拜的人，但我从不气馁，我相信他们拿了上帝的好，心里迟迟早早会思想上帝的道。我很早就明白，在中国福音是要靠腿行走的，单靠嘴皮子不行。福音走路的两条腿，一条是粥，一条是药。当然，学堂也重要，可是学堂与粥和药相比，至多只是一根拐杖。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我在上海下船的时候，我需要六个挑夫来挑我样数繁多的行李。那些个箱笼里，衣服和书只占了一小半，剩下的，全是我从美国募捐而来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天辰平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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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是卫理公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们的传教区域在浙江。他们没有固定的教堂，他们是耶和华的行吟诗人。从浙东浙西到浙南浙北，他们的足迹几乎覆盖了整张浙江地图。在他们的时间定义里，在某个地方住上六个月，就已经接近永恒。由于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方式，我母亲生下的四个孩子，一个也没能活下来。在她三十岁那一年，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他们可以忍受爬满臭虫跳蚤的床铺，飘浮着厚厚米虫的粥，钉着大大小小油布的漏屋顶，两根竹竿搭建的户外茅坑，但是没有孩子的恐惧，却超出了他们的承受极限。就在那一年，经过无数轮的痛苦纠结之后，他们终于向母会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回到美国的第二年，他们就有了我。接下来的七年里，我母亲连续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一对双胞胎妹妹。出于感恩，或许还有那么一丁点愧疚，他们把我，他们的长子，奉献给了教会，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样。我作为传教士的命运，其实在我尚未出世时就已定下——我在母腹里就已经听见了上帝的呼召。

可是我并没有鲁莽行事，我一直等到从医学院毕业，做完住院医生之后才启程去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明智，或者说，这个决定的残忍。天辰平台登录

我父母在中国生活了十二年，回到美国后，每日里叨叨絮絮的，依旧是中国往事。我和我的弟妹们多次听他们说过江南乡下的农民是怎样沤肥烧草木灰种茶的；靠水的人家又是怎样训练鹭鸶捉鱼的；生了孩子的妇女坐月子时吃的是什么食物；年成不好的时候，主妇们会在稀粥里加进什么野菜充饥……所以，在他们离开中国二十六年之后，当我步他们的后尘来到浙江时，我见到涉水的町步，过河的舢板，被孩童骑着走的水牛，满坡盛开的白茶花，听到那些乍听起来像吵嘴似的江南土话时，我丝毫也没有感觉惊讶。它们仿佛是我多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梦境，熟得不能再熟。它们不像是我的今世，倒更像是我的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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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二○一五年八月十五日，距我们立下那个约定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年。七十年是个什么概念？对一只采蜜季节的工蜂来说，是五百六十多辈子；对一头犁田的水牛来说，可能是三生——假若它没有被过早屠宰的话；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整整一世；而在历史书籍里，大概只是几个段落。

但是，在上帝的计划中，七十年却只是一眨眼的瞬间。

至今我尚清晰地记得七十年前那天里的每一个细节。消息最早是从你们营地里传出来的。负责向重庆发送水文情报的报务员，最先从电台里听到了日本天皇的“玉音播送”。天皇的声音沙哑哽咽，用词和语气一样苍老，文绉绉的似乎拐了很多道弯。“然时运之所趋，朕堪所难堪、忍所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你们一开始几乎没听懂。在听了稍后的新闻解说之后，你们才明白那段话叫“终战诏书”。其实，那东西有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就叫“投降书”，尽管通篇没有找到“投降”二字。天辰平台登录

（《劳燕》张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雁过藻溪》《金山》《阵痛》《流年物语》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小说《余震》《空巢》等被改编成电影，获各类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