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是兵已经很久了。1992年父亲和一大批老兵一起摘掉了帽徽领章，彻底告别了职业军人生涯，成为一名普通得和大街上蹀躞而行的退休工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老百姓。父亲因此而得到军委三总部颁发的一枚勋章。那枚勋章，据说含金量极高。

六十年代末期，那时候父亲五十多岁，身强力壮，思维敏捷，刚从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学习班毕业。父亲的各科目成绩非常优秀，他为这个得意万分，他说他过去在部队里扫盲时学习成绩就特别出色，他说他就算一天书也没读过又怎么样?他说那些知识分子算个鸡巴！不知道是弄错了还是根本就没弄错，父亲在拿到毕业证书后没几天就接到了离职休养的命令。一个月后，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搬进了雾城重庆一位彭姓买办留下的一座幽静的花园，从此再也没有走进过军营。父亲的身体很健康，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身体状况依然良好。

父亲断断续续不戴领章帽徽的时间至少有十五年。十五年的时间绝对不算短，虽然父亲摘掉领章帽徽之后仍然穿着军装，那样子却有点不伦不类。我一直认为军装的威风神气，完全是领章帽徽的功劳。如果没有了领章帽徽，那身国防绿实在呆板压抑得很。

父亲永远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在最热的季节里，他也从不解开扣子。一任黑水白汗浸透军装。父亲也不是没有便服。七十年代后期母亲为父亲做过两套中山装，买的是最好的呢料，请的是最好的裁缝，衣服做好后，我见父亲试过，样子很呆板，一点也不像父亲。好在父亲并不常穿，他根本就不穿。那两套质量不错的中山装，后来基本上成为虫子和樟脑球的战场了。天辰

父亲脱去了军装，已经不是兵了。但是时不常的还有是兵的叔叔伯伯到家里来看望他。他们大多来自很远的地方，匆匆地来，匆匆地走。那些年纪或大或小的兵走时都对送出大门的我说，你的父亲，他是真正的兵。

父亲脱去军装的那一天，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待了很久。那一天，广州军区一位少将来干休所颁发勋章。那枚勋章家里人谁也没有看到过，仿佛它在一开始就被父亲埋葬了。父亲这一生得到过许多的奖章，其中他最看重的是红星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八一勋章，这三枚勋章分别放在三只小盒里，小盒里铺着枣红色的金丝绒，许多年之后，它们已失去了新鲜的光泽。父亲一直闭口不提他最后得到的那枚勋章。母亲曾经问过这件事。母亲说：“老头，你是不是领了一块金牌？”母亲之所以这么问，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母亲在很多方面和老式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两样。对鸡毛蒜皮的小事爱咋咋呼呼，而对严肃的话题却漫不经心，何况院子里都在传说，那枚勋章和以往的勋章不一样，是用纯金铸的，很值些钱。母亲对金子谈不上什么爱好。母亲年轻的时候热衷于工作，上了年纪以后迷上了老年迪斯科，另外还有中国画。母亲的葡萄画得炉火纯青，可见在大器晚成方面齐白石并非是唯一的奇迹。对于那枚勋章，母亲只是普通的好奇罢了。天辰

母亲这么问，当时父亲说了一句很粗鲁的话，准确地说，那是一句骂人的话。母亲听了很生气。母亲仅仅是生气，也不能把父亲怎么样。这件事说到底本来就不关她什么事，她就是想吵架也没有理由。母亲是中专生，中专生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吵架是要有理由的。

父亲是个兵父亲那一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他待在屋里一声不吭。出来吃过一顿饭，什么话也不说，也不怎么向他一向喜欢的红烧肘子伸筷子，吃过饭之后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把门咣当一声碰上。但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那天母亲去老年大学上课，回来晚了，回来以后就忙着做疙瘩汤。我对母亲说：“爸爸今天脱军装，咱们是不是买点菜回来，家里庆贺一下?”母亲诧异地看我一眼，说：“那是为什么?又不是逢年过节。”我想解释一下。我想说，对于父亲，今天比一百个年加起来还重要。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在母亲看来，父亲穿什么都是一回事，除了军装洗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别的没有什么损失。至少在母亲眼里，父亲脱军装算不上什么节气。天辰

那天的天气差不多是一年中最好的，暖洋洋的。太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挂在那里一动不动。有点小北风，但也只能把院子里的干葡萄叶子吹到水沟里去，仅此而已。

父亲的倔犟脾气使我们一家人都吃尽了苦头，尤其是他偏狭的恋乡情结，几乎毁了我的整个前途。

父亲在他休息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开始念叨他的“归去来兮”经。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放弃过重新工作的期望。他一直以为那一纸休息命令只是暂时的，他还有复出希望。他就那么等待着。苦苦而又痴心不改地等待着。他等那份根本没有出现的命令等了整整十五年。父亲在重新工作无望后决定回到他的出生地。他要回到他的麻城老家去，做农民或者做寓公。这个念头十分强大地统治了我们家十年，直到父亲的预谋得以实现。父亲在休息前一直做军事指挥员，没有搞过政工，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破裂以后父亲曾在极短的时间里当过参谋长，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懂得谋略。父亲的谋略才能是在他休息之后才被挖掘出来的。他那是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总结自己，同时也有大量未曾释放的欲念需要疏导，这就使父亲由一位勇士痛苦地变成了一位智者。父亲当然并不仅仅是自己回家乡，他还要把全家都弄回老家去。父亲甚至希望他的孩子中有一个能和他一道回到老家那根本就不怎么长草的土地上去种庄稼。在我的其它几位兄弟姊妹都当了兵之后，父亲把希望的目光对准了我。我在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知识青年这件事使父亲的希望有了实现的可能。父亲怂恿我回老家当知青。父亲说：“当农民哪儿不能当?守在四川这个穷地方干什么?”我说：“四川怎么是穷地方，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不屑地反驳我说：“天府在哪儿?之国在哪儿?你拿出来我看看：连个鱼也吃不上，还什么天府之国。回家乡去，家乡的鱼吃得你哭！”父亲这么说。他不但说，还付诸于考察，为此他专门带着我回了一趟麻城。天辰

我发现一踏上家乡的路，父亲的忧郁心情就一扫而光。小船载着我们渡过举水河的时候，父亲畅开大衣双手叉腰昂首挺胸站在船头上，他心情极好地指点着告诉我，他在哪个沙丘上偷吃过四婶的花生，被爷爷打过屁股；他在哪个深潭里摸过鱼虾，差点没淹死。父亲畅开肺腑大口地呼吸着河面上腥潮的空气。父亲快乐地说：“妈的，这儿一点也没变，还是老样子。”父亲眨巴眨巴眼小声对我说：“小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你饱饱地吃一顿鲜鱼，不是一条鱼是一顿吃它几十条。”父亲从称呼他“三爹”的摇船后生的渔篓中拎出一大挂鱼，对小伙子说：“剖干净，洗一洗，回头给我送去。”我看到那些一寸来长的柳条鱼，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父亲他实在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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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爷爷留下的那栋干打垒小院外面，父亲被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下，差一点跌倒。父亲把他的皮大衣往我怀里一塞，跌跌撞撞往里走，一边大声叫道：“嫂子！嫂子！我回来了！”我的瞎了一双老眼的大婶战战兢兢地扶着门框走出，什么也看不见说：“是三毛?是三毛吗?三毛你回来了?”父亲冲过院子，抢前一步挽住了大婶，父亲就在二月的阳光下，在老邓家遍地麦秸鸡屎的老宅的屋檐下，扑通一声给大婶跪下了。大婶说：“三毛快起来，三毛你快起来。”父亲说：“不！”父亲他眼眶里涌满了泪水。父亲他就这么跪着，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我被那个场面给震住了。热血一股股地往我脸上涌。我的父亲一生硬骨，他打了数百仗，负过多次伤，至今他的颅顶还残留着一粒黄豆大的弹片，腿肚里还有一粒子弹。一九三四年万源保卫战中，父亲中了三发子弹，三次被打倒在地，三次都爬了起来。血人似的在火海中跌撞冲杀，成为红四军美谈。我的父亲他从来没对人说过软话，他直到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大跨步地走路，腰板挺得笔直。天辰

大婶是大伯离开家乡前娶进门的。大婶那年十七岁，是东冲村最俊气的妹子。大伯离开家乡时并不知道大婶已经有了身孕。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大婶始终盼望着大伯有一天能回到家来看一眼他的骨肉。在邓氏家族三个虎背熊腰的年轻后生亡命他乡之后，一个十七岁的小媳妇脱下红色的新嫁衣，一声不响地走出她的新房，默默地操持起一家老小的苦日子。这个十七岁的小媳妇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劳作，地里的活屋里的活全得靠她一个人。她有时候累得晕倒在地里，但她从来不对自己的公婆说。她毫无怨言地为邓家养小送老，把大伯的父母一个个安葬了，又把大伯的儿子一口口喂大了，然后为他娶来了媳妇，再安静地守在哔剥作响的灯火前，等待儿媳妇生产下大伯的孙子。这个当年十七岁的小媳妇偶尔也在黄昏的时候悄悄独自到村头的河边去等着，用她那么美丽的眼睛默默遥望着北边的那条大道。大伯当年是从那条大道上走的，他并不知道他十七岁的女人在许多黄昏用怎样美丽而忧伤的目光期待着他的归来。她就那么把她的眼睛一天天地盼瞎了。但是大伯始终没有回来，连他的遗骨也葬在不知晓的异乡了。

父亲说，你的大婶她是咱们老邓家的功臣。

回到邓家老宅使父亲一直压抑着的情感得以释解。在许多场合，父亲都表现得像一个孩子。父亲在长久地给大婶下跪过后站起来，对站在院子里怯怯地望着他的侄儿媳妇大声说：“明珍，给我杀鸡！给我杀最肥的鸡！”我的堂嫂那年五十多岁了，看起来，她比我的母亲还要显老。我的堂嫂恐慌地看着父亲的目光在搜寻着院子里那几只茫然无知的鸡婆，小声说：“都是生蛋的鸡呢。”父亲说：“吃就吃生蛋的鸡，不生蛋的鸡谁吃?”父亲说完顽皮地看着大婶笑，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很同情堂嫂，在父亲去爷爷奶奶坟地的时候，我给了堂嫂五块钱，让她去别家买两只鸡来。但这种阴谋没有得逞。父关在喝过第一勺滚烫的鸡汤之后狐疑地皱了皱眉头，抬起眼盯着堂嫂说：“这味不对。这不是老邓家的鸡！”堂嫂吓得满脸惊恐，差一点打翻了汤碗。以后有好几天，堂嫂都躲着父亲，她一看见父亲就忍不住要全身发抖。天辰

父亲回到家后一共办了三件事。头一件是给爷爷奶奶上坟。父亲去上坟，没有带我去。这是一件至今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无论于情于理，我从千里之外回到祖籍，我是邓家的一个子孙，说什么都该去给祖宗烧炷香磕个头的。可是父亲却不叫我去。父亲换下了军装，带着一把长柄锄，在走出大门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父亲在二月的阳光下给我的大婶下跪，他这一生中只给这么一个女人下跪，这个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的。他是在替爷爷奶奶、替他的大哥、替他的二哥、替老邓家所有的男人下跪。父亲在邓家老宅满是麦秸鸡屎的屋檐下倾金山倒玉柱扑通一声跪下去，无论是祖坟里还是异乡别土里的邓氏亡魂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安宁。父亲走出院子，独自一人去了祖坟，在那里整整待了一天。父亲在那里做了一些什么没人知道。我不相信父亲只做些拔草培土的事情。这不是他。我总觉得，父亲和邓家祖坟之间，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而那些秘密，父亲是打算恪守到最后的，甚至连他曾一度信赖且寄托过重望的我，也不打算告诉。天辰

父亲做的第二件事是召集了邓氏家族中最亲近的人开了一个会。是在夜里开的，这样就显得有点神秘。父亲要我主持这个家族会议。这是父亲带我回乡阴谋中的主体部分。父亲对邓家的颓败和自甘衰败十分痛心，他处心积虑地要让邓家的威风重新得到发扬。他固执地认为，一切的不尽如人意都是由于邓家人缺乏一个有胆有识且有文化的组织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最佳人选就是他的二儿子我。父亲的阴谋在他强大和刚愎自负的自我中一步步得以实现。如果不是因为偶然中我得知父亲准备在家乡为我找一个身体结实的媳妇，让我在家乡死心踏地安家落户，那么他的一整套计划早就实现了。父亲差一点毁了我。他让我回家来组织和发动那些一点也不争气的邓姓农民。他斩钉截铁地说：“农民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农民什么也不是，他就是农民！”按照父亲的战略意图，我的文化知识和无牵无挂足以造成一种新势力，能为愚昧、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浅的邓家人提供，一个新的家族核心。这很像几十年前发生在家乡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它是需要有想法的人来充当火种手的。父亲肯定地认为，如果不出差错，二儿子将在他的有生之年夺取大队支部书记或大队长的位置，如果这样，拿他的话来说：“邓家人就有救了。”父亲回乡怀着再度闹革命的强烈念头，甚至为新一代造反者带去了他们的领袖。父亲正是怀着这样的复杂心情大声叱骂他的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父亲血压升高，心跳加剧，差一点倒了下去。而我的堂叔堂兄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父亲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都吸光。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去听父亲骂了一些什么，也不管父亲为什么要骂，但即使这样，因为有了“红牡丹”，他们是很喜欢听父亲训话的。天辰

父亲干的第三件事最具有传奇色彩，它让我再度看到了父亲身上被岁月尘土掩埋了很久的光辉。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我吃惊地发现，父亲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全部良好素质并没有消磨掉，它们只不过是在悄悄地潜伏着，等待着一切可能充分发挥的机会。天辰

一百吨日本尿素在运往管理区的途中被一大群手执扁担打杵的东冲村人劫住了。司机从驾驶台里钻出来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听他的，东冲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举着扁担挑着箩筐没命地往前拥，从车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们运走。在整个事件中指挥者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老区永远是贫困潦倒的，否则革命的火种就无法最早在老区燃烧起来。老区在老区人成为理论上的主人之后仍然顽固地保持着它的贫困潦倒，贞洁似的守护着这一份荣誉。老区对于源源不断地送到的各种救济物资采取了一种心安理得的接纳方式。整整两代人，几十万人的生命轰然倒下，把它们烧成灰，洒进土地里，土地也是可以变得肥沃起来。但这并不是父亲指挥那次抢劫化肥车的理论依据。父亲没有理论，他只有几十年屡试不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靠自觉。父亲从心底深处痛恨家乡人那种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逆来顺受和心平气和。打仗死掉了几十万人，难道造反的骨气也死掉了吗?既然管理区的那些土皇帝们不把化肥指标分给东冲村，那就抢嘛！天辰

几百名脸上涂了锅底黑的农民突然出现在公路两旁，令司机和押送化肥的管理区技术员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打死也不会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揭竿而起拦路行翦的暴民行为。父亲完全像指挥一场战斗一样向大队干部布置了这场“化肥劫案”。一辆牛拉车歪倒在公路当中，赶牛车的小伙子趟在车上呼呼大睡，长长一溜化肥车只能停在公路上。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疯了似的农民一拥而上，身手矫健地攀上汽车，踢死猪娃似的往车下踢化肥袋。车下的人则配合默契，肩扛箩挑，迅速将战利品运下公路，顺着羊肠子一般的田埂消失掉。空气中弥漫着浓烈刺鼻的尿素味，同时弥漫的还有老区久违的同仇敌忾精神。司机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兴趣就会发现，这个场面和五十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众多事件有着十分相似的共同处，他还会领悟一个道理，农民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遗憾的是司机根本没能领悟这一点，只会一个劲地在那里喊：“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疯啦?！”没人理会他，人们全都处在一种极端的兴奋和突然产生的责任感中，唯恐做了群众运动的落后分子。司机并不知道，此刻，在远离公路几百米的一个高地上，一个指挥过数百场战斗的职业军人正披着一袭英国呢大衣冷静地注视着一切。当两辆八吨装的卡车被卸运一空之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场战斗应该结束了。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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