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俩老婆自古以来，我们村就地碱水咸人苦，穷的最直接结果是盛产光棍，一代一代，层出不穷。过去村与村之间械斗纠纷，外村人都怕我们村，一听是杜寨的，外村人立马就说：“算啦算啦，可别惹他们，光棍汉子多，打架不要命。”后来我想，所谓的穷横，估计就这意思，赤条条的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就横。与外村打架我没见过，但有一事就足以说明光棍之多。那一阶段穷的连牛马都喂不起，犁地靠人拉，八个人一张犁，我们生产队的光棍汉组织起来拉两张犁。队长说，再凑俩就是十八棵青松了，咱队也来个《沙家浜》，我就扮演郭建光。光棍们却说，那就让你老婆演阿庆嫂，好好给我们服务服务。一个不足二百口人的小队尚且如此，全村六个小队光棍汉该有多少？光棍汉子都火气大，两句话不合就捋胳膊光脊梁打架，外村人说我们村的人嗓门大，这与光棍多有直接关系。所以，别说俩老婆，就是一人一个也是个问题。能享受俩老婆待遇的绝对是凤毛麟角，但也有，村人说我村清末秀才老代先生俩老婆，老代我没见过，地主崔满仓我见过。我对崔满仓有记忆的时候，他已成了革命的对象，整天低着头挨批斗，他的俩老婆也早已离他而去。两个老婆却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村里人说崔满仓的那个家伙不能用。虽说是地主，崔满仓家总共才七十亩地，在外村连个富农也够不上。可我们村穷，矬子里面选高个，崔满仓自然就成了地主。我父亲说，老满仓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攒了七十亩地，到头来却当上了地主。崔满仓不奸不狂，基本上还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所以在我们村几乎没有民愤。唯一让村人，确切地说是让村里光棍汉们忿忿不平的是崔满仓有俩老婆，自己却连女人半条腿也没有。所以批斗崔满仓时发言最踊跃的是光棍汉们，尤其是崔二兴。当然此时崔二兴已脱离了光棍行列，解放后年近四十岁的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他曾给崔满仓打短工，有一次趁崔满仓不在家，在崔满仓小老婆的屁股上摸了一把，结果让崔满仓扇了两耳光，扣了一半的工钱。所以批起崔满仓来，崔二兴格外卖力，有一次他竟话里有话地说：“活该你当地主，放着现成的东西自己用不成，也不让我们贫下中农用。”人们哄堂大笑。于是旁边的光棍就逗崔二兴：“今晚让你老婆到我家过夜，要不你就是口头革命派。”崔二兴也笑了，说我就一个，不像崔满仓那么多，要不我就成地主了。崔二兴私下对一个年轻的光棍说，要让我有俩老婆，就是当地主我也干。结果被告发后受到批判，罪名是地主封建主义思想严重。风水轮流转。老子的若干年前的梦想，在若干年后让儿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崔二兴的儿子大头比我大一岁，读书一窍不通，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当了社员。后来在城里打工，又到东北捣腾药材，一去三年，回来时领了一个东北妞，家里的老婆寻死上吊地闹，财大气粗的大头就以离婚相威胁，结果家里的老婆妥协。大头在城里买了房和东北妞继续卖药，城里乡下两个家，他是一马双跨齐头并进，有时摆布不开出了矛盾，经常求我帮忙当义务调解员，这时他愁眉苦脸：“老弟，帮帮忙，算我没本事。”我心里就发笑：妈的，没本事还俩老婆，有本事你该多少？可碍于面子又不能不帮，而一旦两个老婆相安无事，这小子就会借着酒劲跟我吹：“没办法，现在成功男人都肾虚。”气的我直想用巴掌抽他。他的奖品是老婆游家在我们村是独姓，游大麻子是跟着他爹娘逃荒落户到我们村的。民国三十二年爹娘饿死，游大麻子原来给大户人家扛长工，后来一贫如洗的他就成了抗日民兵队长。共产党领导的永肥县抗日政府落脚点就在我们村。游大麻子身高力大，作战勇敢，多次受到永肥县抗日政府的嘉奖。日本鬼子快投降那阵子，一次县大队端了临近的许庄村的炮楼，皇协军小队长被打死，留下一个漂亮的媳妇。这媳妇是小队长从山东带来的，一双小脚，千里迢迢遣返她回老家也不现实，再说她怕名声不好也不想回老家。怎么处置，负责善后事宜的县政府的一个科长犯了难。于是就想起了游大麻子，经请示领导，把这个“战利品”奖给了游大麻子，理由是他英勇善战。弄的民兵排里好几个光棍小伙子闹情绪，科长的回答是：“下一次吧，再有了谁勇敢奖励谁。”喜从天降，游大麻子那几天高兴的脸上麻子坑都发亮。若干年后，当年曾闹意见的老光棍三秃子在街头与老人们聊天说起此事，还忿忿不平：“要不是八路军，狗日的大麻子他凭啥哩。”三秃子为此事还专门找县长论理，又与游大麻子大吵一架，二人几十年面和心不和。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的太太，文革中有人抓住此事不放，要批斗。游大麻子辩论说，她跟着皇协军是坏人，她现在跟了我这个贫农她就是好人，她是县政府奖给我的，谁敢动她一指头老子跟他拼命。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她会背的毛主席语录在全村妇女中最多，村里曾把她作为“活学活用”先进典型推荐到公社，后来还是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老婆这一点而遭淘汰。虽然游大麻子和妻子一辈子恩爱，可日子过的并不如意，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到外村倒插门，小儿子虽然不痴不傻，就是因为家穷，四十多岁才花钱买了一个贵州女子。那女子是人贩子拐卖来的，过门两天就开始逃跑，被追回后严加看管，在生下两个女儿回贵州后，再无音信。小儿子气得整天疯疯癫癫不下地干活，游大麻子不久也撒手人寰。他的妻子颠着小脚既要照顾孙女，还得照顾儿子。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在乡路上遇见老太太背着一捆棉花杆艰难地走着，我给她打招呼，她眯缝着眼好一阵才认出我是谁。我给她一支烟，点燃。她一辈子抽烟，大概是在炮楼上当官太太时养成的习惯。她说我长胖了，感叹我母亲没福气死的早，又说自己：“像我这样活着受罪，还不如跟你娘一样早早走了好呢。”在村口晒太阳的三秃子则对我说：“游大麻子是和尚命，命里不该成家。这不，他早早走了，让人家一个人受罪。”看来三秃子还耿耿于怀。离婚不离家主角是顺兴娘和顺兴爹李雨仰。其实李雨仰是个很本分的人，他也是穷苦出身，小时侯在舅舅的资助下读过几天私塾，就凭这点资本，李雨仰一参加八路军就在抗日县政府当文书，后来还是在舅舅帮助下娶妻成家。解放进城后进入专署工作的李雨仰也没有顶住那股离婚风潮的吹打，三下五除二就搞掂了手下的一位女办事员。结婚容易离婚难，回老家送离婚手续时，面对贤惠的结发之妻和活泼可爱儿子，李雨仰矛盾重重，怎么也说不出口。夜里他长吁短叹，久久难眠，妻子询问原因他也不说。第二天临走时对妻子说：“以后工作忙了，回来就少了，孩子的生活费我按时邮，家里你多操心，实在不行你再想法找个人帮你。”妻子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认为他进城了工作压力大，对他这次回家吞吞吐吐的话也没多想，就安慰他不要因为家里分心，好好工作。送到村口分手时，李雨仰突然给妻子磕了一个头，眼含泪水对妻子说：“你嫁过来十几年，伺候老的照理小的，我对不起你。”妻子觉得反常，想要仔细询问时，李雨仰的背影已消失在田野的尽头。回家打发孩子上学，在叠被褥时顺兴娘从李雨仰被窝抖出一张纸，不识字的她也不清楚是什么，小心放好，准备等他下次回来再拿，可又怕是重要文件误了他的大事，就拿着找识字的邻居看，邻居看后沉吟半天不语，在她再三追问下，邻居告诉她这是离婚证。邻居说，现在你和李雨仰已经不是夫妻了。咋能说离婚就离婚？顺兴娘就是不明白，见了人就念叨，人们只是同情安慰，也想不出好办法帮她。顺兴娘就去找李雨仰的舅舅，她知道李雨仰最发怵他舅舅，可李雨仰舅舅这回很开明，说：“顺兴娘，我也知道雨仰这样做不妥，可这是潮流，挡不住。”多年后到我们家串门，顺兴娘还后悔不迭地对我母亲说：“也怪我粗心，要知道他回来为了离婚，说啥我也不能让他走。”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随着时间推移就渐渐淡忘了此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闹饥荒，听说城市更苦，顺兴娘自己舍不得吃，把积攒的两布袋萝卜洗净，指派儿子去给李雨仰送。顺兴不去，说都饿死他们才好哩。顺兴娘就吵儿子：“不管咋说他也是你亲爹。”顺兴从城里回来，他娘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弄得顺兴极不耐烦，说：“他两个孩子饿的快不能上学了。”顺兴娘就去找李雨仰的叔叔商量把李雨仰后生的两个孩子接回老家上学，说在咱乡下瓜菜多，好对付。见他叔叔面有难色，顺兴娘说孩子来了我养，不麻烦别人，好在也是李家的根。见顺兴娘如此深明大义，李雨仰的叔叔也极为感动。李雨仰夫妇知道事情原委后更是感动的掉泪。李雨仰后生的两个孩子在我们村住了四年，直到困难期度过。顺兴娘视两个孩子为己出，总是让两个小的吃饱后才让顺兴吃，顺兴极为不满，就发牢骚：“我是后娘生的，你以后指望这两个亲的吧。”此后，每年放假了两个孩子都要回老家住一阵子。他们称亲生母亲为妈，喊顺兴娘为娘。顺兴娘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村人的敬重。1994年春，李雨仰病逝，儿子前去守灵哭丧。顺兴娘得知消息，坐在院子里“人啊人啊”痛哭一场。虽然她没有指名道姓，可闻听而来的邻居们都清楚她哭的内容。1996年，年已八旬的顺兴娘无疾而终。一段曾经的恩怨随着两个当事人的离去而结束。然而，最近风波又起，起因是李雨仰去世前对儿子交代，死后把骨灰埋入老家的祖坟。他的用意很明显，只有回到祖坟才能与前妻在一起，大概也是他对前妻表示忏悔的一种安排。对此，前后两方的儿子都没意见。意见出在如何摆布李雨仰两个妻子的位置。按农村规矩，李雨仰两个妻子不能一边一个，那样不吉利。可在谁先谁后上双方产生了分歧。顺兴说他娘是原配，应该在先。而另一方却说自己母亲是合法的，应该在先，原来的已经离婚，应该在后。双方至今争执不下。李雨仰的愿望依然悬着。穷小子领回一个漂亮老婆如果是在外做官或经商的领回一个老婆，村人也不会惊奇，惊奇的是，一个穷小子在外给人家扛长工，居然领回了一个漂亮的媳妇。这个穷小子是崔自高。崔自高年轻时是我们村出众的帅小伙儿，方脸、大眼、高个儿，就是家穷，不得不到山西长治给地主扛长工。崔自高模样好，人也厚道，深受东家的信任和东家女儿喜爱，崔自高也喜欢东家的女儿，可长工的身份让他不敢有非分之想。那地主是个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全国即将解放，土改即将开始，地主知道就要变天了，开明的他把崔自高和女儿叫在一起，说你们俩都不小了，该成家了，我也知道你俩对脾气，以后社会也不知道变成啥样，我给你们点东西，一块回河北那边过时光吧。于是，穷汉子一条的崔自高不但有了梦寐以求的心上人，还有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一挂大车许多粮食布匹和银圆的丰厚家产。那地主没有看错人，崔自高回杜寨后凭着这些家底和勤劳的双手，日子过的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时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家受到冲击，两个儿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我们村的女儿家。虽然我们村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贫农是村干部，有人悄悄贴过几张大字报，但不敢动手，这俩老人在我们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发老人入土。村里人称赞老人有眼光，称赞崔自高有情义。我小时侯还见过崔自高的丈人，老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门前的石墩上，有时和人聊天，有时端一把茶壶静静地喝茶，有一回老人还用一截树枝在地上划着教我认字，具体是什么字现在早已忘记，只记得老人个头不高、清瘦，两眼深邃而沧桑。如今崔自高生活的更滋润，两个大儿子做买卖，三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去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给崔自高拜年，他家阔院大屋，家电齐全，比我在城市都舒适。临出门时崔自高又把我喊住，说：“老侄子，我得求你帮帮忙。”我说啥事。他说开春了我想给孩子的姥爷姥娘立一块碑，你是文化人，请你给写几句话。我说没问题。然而，我因为忙，一直没回老家，碑文的事也一直没帮上忙。可我知道崔自高对他丈人丈母的那份情义比那碑更重。婚姻的阶级性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两情相悦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阶级性，时代又让门当户对的老习惯演绎出了新内容。亲不亲，阶级分，也是此时婚姻的主旋律。村里的光棍有两种，一类是因为穷而打光棍，再一类是因为家庭成分高而成为光棍，成因不一样，内容的实质一样。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穷而打光棍比因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办一些，穷可以改变，而成分却带有遗传性，所以那些地主富农子弟的婚姻就成为另类。村里只有崔满仓一户地主，而且没有子弟，发愁的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们。云兴在村里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高个头，脸白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众多女生心仪的白马王子，可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告别书本而回到田野。虽然不情愿，可聪明的云兴回到生产队同样让人高看一眼，农机出了毛病，别人吭哧半天修不好，云兴看看图纸三两下就手到病除，高兴的队长直拍云兴肩膀头：还是有文化，还是有文化。云兴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一支横笛吹得行云流水如泣如诉，尤其是夜晚生产队开会前，云兴的横笛是保留节目，他也当仁不让，众人欢呼声中，他缓缓站起，双脚分开，检查笛膜试试笛音后，笛子在嘴边按好，然后夸张地一甩头，清脆的乐曲就弥漫开来。月光隐约着他的动作，各种虫儿和鸣着他的声音，众人欣赏着陶醉着，一曲终了，大家意犹未尽，还支棱着耳朵。自然，出众的云兴也得到了村里姑娘们爱慕。但大多在心里。可莲花就不一样，她也是初中毕业，她就敢把爱慕写在脸上和行动上，经常借故找云兴聊天，给云兴买手绢洗衣服，干活时也是你帮我我帮你，渐渐，关于二人恋爱的信息就成为村人的议论话题。可莲花家是贫农，她的爹娘当然不能容忍女儿跟一个富农子弟恋爱，在多次劝说和打骂无效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把女儿嫁给了邻村一个贫农子弟。那一阵子，云兴像傻了一样整日不语，总是一个人默默发呆。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吹横笛，声音凄切，令人心酸。因为家庭成分，云兴三十岁才成家，而且是妹妹给换的亲，妹妹嫁的那个男人是地主子弟。云兴今年六十岁，今年春大奶奶过世后我回老家奔丧，在葬礼上我见到了满脸皱纹的云兴，不过他不是来帮助料理丧事的，他是我们崔家花钱请来的响器班子中的一员。他凭一支炉火纯青的横笛加入了响器班子。他和那些敲锣打鼓各司其职的同伴们，都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吹打着一些忧伤或平淡的曲子。休息时我与云兴打了招呼。他说，孩子都成家了，就地里那点活儿，不忙了跟着人家挣个零花钱。抽了几口烟又补一句：“活儿不少。”漫不经心中显出一点知足。我当然不敢问及他与莲花的当年旧事。不过我想，他见多了人间的生死，应该对自己的这一段创伤早已淡化了吧。其实，在那个年代，像云兴这样的婚姻是见怪不怪，政治的遗传性被扩大到了极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婚姻仅是一个极小的部分。婚姻的重量那会儿报纸电台经常讲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可时至今日这三大差别依然存在，可见其顽固性。当然，随时代的发展，差别的内容也在变化。那会儿这三大差别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户口：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我高考离开老家前，村里的媒人介绍对象开头总是强调一句：人家可是非农业户口。那时户口就是划分人的等级的标准。如果说家庭成分是婚姻的政治因素，户口则是婚姻的经济因素。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兵的是农村姑娘的首选，因为当兵就有可能转干穿四个兜的军装吃商品粮。当然，大多数还是回到农村修理地球。到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从农村大批招工，在外有固定工作的就吃香起来。女方在家务农有粮吃，男方在外工作有钱花，工农结合成为农村姑娘的最佳婚姻模式。然而到八十年代初农村普遍推行责任制后，这种完美结合出现了失重，称为“一头沉”，就是说男的在外工作轻巧，女的独自在家操持责任田是重。其实这也是事实，生产队时有集体支撑，而分田到户就不同了，犁锄耪耙浇，有些农活儿还真离不开男人。家里有地，男人要兼顾，有的因此耽误工作，一头沉变成了两头累，所以村里有些在外干临时工合同工的就干脆辞职回家专心和老婆一起务农，再说那几年风调雨顺，各种苛捐杂税还少，是农民最舒心的日子。而有的“一头沉”家庭因为男人不愿放弃工作和家庭，就不得不另谋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农转非”就成了这时期一个很流行的选择。那时非农业户口还是相当诱人的，一个本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突然变成脱离土地的非农业户口，自然有一定的优越感，至于转户口后是否有工作则另当别论。七十年代中期，我哥他们那一批招工到煤矿铁矿出苦力的在我们村有十几个人。我哥后来通过与别人对调侥幸进入了市里一家商场，八十年代初我哥求爷爷告奶奶费尽周折才把孩子老婆的户口转出来。开始还行，后来企业倒闭他也下岗，每月仅领一百三十元的生活费，开了个烟酒摊常常入不敷出，嫂子没有文化就找了一份看自行车的临时工作，每月也挣不了几个钱，生活相当拮据。他这还算不错的。我们村二林到煤矿后就一直没有挪窝，1983年请客送礼把老婆和三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了煤矿，责任田让生产队收回。后来二林病退，老婆没工作，孩子上学花钱，有时连吃饭都不能保证。没办法，只好又把户口转回来。如今村里的“一头沉”更多，不过在内容上有了实质变化，他们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回家帮忙。更有的是夫妻双双外出打工，有的还在城市买房安家，户口却依然是农业户口。他们对此想法是，城市站不住就回农村，颇有点“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思想，只要能挣到钱，户口无所谓。话说回来，现在村里介绍对象，都夸这人如何如何能挣钱，过去放在首要条件的非农业户口再也没人提起了。淘金时代的爱情婚姻的时代烙印是不可避免的。偏僻的小村也难免俗。今年春初一天，我刚进办公室扭头见一个人在对我嘿嘿笑，吓了我一跳，仔细看是小学同学成民。由于他住村西我住村东，尽管同村也有几年没见。我吃惊地问他：这么早来找我肯定有啥事吧？他嗫嚅半天，说：“也没啥大事儿。”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实情。原来他的大女儿在邯郸一个饭店打工时结识了一个经常来吃饭的东北搞药材生意的老板，那老板的儿子比成民的女儿也大十多岁，老板也没有离婚。成民不同意。女儿就跟着那个老板私奔了。成民没办法，只好求我帮忙。我带着他在市里找了一天也毫无踪迹。就劝成民：“孩子也快二十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成民哭丧着脸：“我咋回家呀，丢人啊。那小子都他娘的六十了，比咱都大得多。”我说：“稍大一点也无所谓。”成民反驳说：“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小子前年才娶了一个二十六七小老婆，还是个大学生。咱闺女初中还没毕业，你想想他能是真心哩？早晚还不是让人家给甩了。”对于成民我只有同情。为两个儿子成家他累了一屁股债，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去年春节回老家串门时我曾说他：“你得增加营养。”他苦笑：“老农民活一天算一天。哪儿天黑了哪就散伙。”看着他给两个儿子修盖的高房大屋，我就不解：“媳妇娶到家就中了，干嘛弄这么奢侈，得花多少钱啊。”他说：“你以为我愿意这么逞强？娶个媳妇没个七万八万的根本不行。”见我疑惑，他扳着手指给我算帐，盖五间瓦房得四五万，盖陪房得一万，装修和家具得一万五，还得给女方两万。两个儿子就得十几万，我清楚，这对于一个靠土里刨食的农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所以，女儿不得不辍学出外打工。送我出门时，成民颇为伤心地对我说：“咱闺女可懂事哩，平时不舍吃不舍穿，挣的钱都交家里，要不是穷，她绝对不会走这一步。”成民的话让我心里酸酸的，因为我知道这孩子不但懂事，在学校成绩也很好。